川盐济楚开新途-九游会论坛

古谚有云：天下未乱蜀先乱。但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席卷大半个华夏的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初期，僻处西南的天府之国，却一度因远离战火且物产富庶，成为协助清廷击败太平军最得力的大后方。

自流井和贡井，一河之隔，相距10里，是四川省会成都东南约四百里外一对本不甚起眼的产盐市镇，因能抓住此“天”赐良机，迅速崛起，为日后名闻中外的“井盐之都”自贡之横空出世，铺平了道路。祸兮福兮 低谷反弹清咸丰三年二月二十（1853年3月29日），天王洪秀全“驾临”南京，称孤道寡。在此前后，太平军控制了长江下游部分水陆交通枢纽，依照清朝严格的食盐区域专卖制度法定供应湖广市场的淮盐，运输通道被拦腰截断。湖南、湖北食盐奇缺，一时人心惶惶，告急文书雪片似发至中央。

咸丰皇帝不得已，下旨“敕湖北行盐专用川盐二千引”。盐引即政府发给商人运销食盐的专利凭证，当时川盐每引折合可售重量约8000~10000斤（视盐的质地成色不同有所差异）。换言之，朝廷特批每年四川可向湖北出售1600万到2000万斤食盐，此即所谓“川盐济楚”。

“川盐济楚”本是战时的权宜之计，奈何太平军与清军在大江南北的拉锯战，一打就是十几年，临时政策遂成长期制度，运销量也水涨船高。据当时的地方官员推断，战时每月进入湖广地区的四川盐引至少有800张，而每年运入该市场的川盐，估计不下8640万斤。这还没算上避开税卡非法输入的那部分私盐的数目。

食盐紧缺以至于盐价走高、利润丰厚，是鼓励四川盐商争相贩盐到湖广的最直接原因。而可向食盐转运收税，增加地方财政收入，以支付日益膨胀的军费和民政开销，还有各级官吏们同样膨胀的胃口，就是四川与湖广官方对川盐输入格外热心的重要原因。

自1854年起，官府向运入湖广的川盐征收厘金（为解决战费而收取的过境内贸税），第一座厘金局设在川鄂咽喉要地宜昌，仅一年多里，共收到盐税两万多两白银。宜昌下游的沙市不久也建立了第二道税卡。食盐离开四川之前也得课税，主要盐场及出川要道分别设立厘金局和稽核点。这样一来，四川湖广两地官员，各取所需，皆大欢喜了。

当然，“川盐济楚”的主要受益者，还是四川主要产盐地的众多盐场和盐商们，尤以自流井、贡井一带为最。此前，川盐销路长期限于四川省内，产能严重过剩，一些传统产盐区在道光（1821~1850年）末年已呈凋零状态，实力较弱者如“夫妻式”作坊产盐商，几近走投无路。富世井盐 创富千年据古代西南地方史志名著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记载，战国时秦国的水利专家李冰“穿广都盐井”，亦即在今成都南郊双流县一带，为四川井盐业开了先河。

自贡地区最早见诸史料的大盐井，东汉早年（公元一世纪）在今富顺县城开凿，“以其井出盐最多，人获厚利”，被誉为“富世盐井”。南北朝时（公元五到六世纪）则在今贡井附近开凿了另一口有名的“大公井”。故不久官府相继设富世县和大公镇，开了因盐设县（镇）的历史先例。

到隋唐时，富世盐井深达350尺，月出盐3660石，为剑南道（辖今四川大部及云贵甘各一部分）最大盐井。宋代的四川井盐业继续发展，如富世盐井年产盐已达50多万斤，全县所属盐井“岁出盐货三十余万贯”，无疑为地方gdp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。

时人记载，县境内“相去尽不远，三二十里，连溪接谷，灶居麟次”。灶居（即井盐工场）一个接一个排开连绵二三十里地，可以想见产业之发达。之所以能如此，与当地凿井工艺技术发生了重大革新，能更快钻探出深井密切相关。

经过宋元之际战火破坏后，明朝初年四川及自贡井盐业逐渐复苏。明洪武年间（1368~1398年），富义县（即原富世县）13口井年产盐超过180万斤，成为四川第二大井盐产地。约100年后的明弘治朝，跃居全川第一，年产井盐360万斤以上，相当于当时全省总产量约五分之一。

明代中后期，因官府对盐场盘剥日重，富义县井盐业发展迟滞。幸而在原主产区以西不到百里的荣溪沿岸，开发了自流井等一批新井，同时开采出地下的天然气，“土人用竹筒引火气煎盐，一井可供十余锅”，人称“火井”。此后几十年间，该地区有多达380口的盐井及天然气井开凿。

自流井及富荣地区，为世界上最早开发和利用天然气之处。普遍使用廉价而火力十足的新能源，乃自流井后来居上，在晚明时期跃居富荣盐场头号盐产区的最重要动力。

经过康雍乾百余年盛世休养生息，饱受明末战乱蹂躏摧残的巴蜀大地，经济民生又趋繁荣。乾嘉年间，即19世纪初前后，自流井跻身四川省内大盐场之列，灶户、佣工、商贩各色人等数以十万计，“盐都气象”，隐约可见。

如北宋后期（十二世纪初），当地人口为22700余人，到了清嘉庆末年（约1820年左右），增加到215500多人，几乎是原来的十倍，考虑到四川在宋元之际及明清易代时，都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乱，人口损失惨重，而自流井又远非通都大邑，这一增长是相当可观的，也充分证明当地井盐产业活力十足。曾李相争 盐都得利“川盐济楚”实行后，自流井与贡井所在的富荣盐场（自、贡两镇当时分属富顺县和荣县，故合称之），自身的发展达到怎样的水平，又究竟占“济楚”市场份额多大的比例呢？

据光绪三年（1877年）一份四川地方官员上呈的奏折称，富荣盐场在秋冬春三季的生产旺季，每天可出盐100多万斤，夏天地下水位下降，产量也相应下降，日产也至少有80余万斤，平均合算下来，一年产盐约2.92亿斤。以这一年产量与前述每年输入湖广的川盐总量8640万斤相比，可以推算出，富荣所产食盐中，每年有约三成左右会输往新开放的市场。

由此可知，对四川盐业经济最为发达的自流井与贡井两镇而言，长期占领湖广市场的意义有多大。

利之所在，必有纷争。1877年上距清军攻陷天京、朝廷重新控制长江下游地区已有十三年之久，照理说，淮盐再输湖广的通道再无阻碍了，因何川盐依旧能“济楚”呢？

以围剿太平军军功升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（1860~1868年在任）也这么想过。1864年，湘军大举反攻节节胜利之际，他上奏朝廷，请求恢复湖广人口食用来自东部两淮的食盐，主要目标自然是两淮盐税带来的丰厚收入。朝廷准奏，同意提高征收川盐入湖广的厘金，准许淮盐以较便宜价格重新大量供应湖北。

但五年过去，曾氏盐业“新政”的效果不甚明显，因湖广百姓长达十余年的食盐消费习惯不易改变。更重要的是，日益活跃的川盐走私活动，使质量更好的川盐“好吃不贵”，有足够的市场竞争力与试图卷土重来的淮盐抗衡。

同治七年（1868年），曾国藩发起新一轮禁止川盐进入湖广市场的运动，提议强行关闭四川盐井并限制川盐的合法输入。对此，四川和湖广两地官员都强烈反对。四川总督吴棠意识到关闭盐井，会对省内兴盛的盐业带来毁灭性打击，而盐税失收，对主要收入来自厘金的四川财政，同样是不能承受之痛。

更有力的反对声音，来自曾国藩曾经的门生和部属，时任湖广总督李鸿章（1867~1870年在任）。他在上呈中央的奏章中也提出种种理由，甚至直截了当地说，自己管辖下的湖广百姓更喜欢吃川盐，不应该强行设定他们购买不喜欢的东西的数量。好一个崇尚“自由市场”和“天赋人权”的李合肥！

但明眼人都知道，李鸿章对抗昔日恩师的根本原因，还是在于前文已提及的川盐带来的税收：进入湖广的合法食盐（持有官方盐引）与私盐（无盐引），都要缴纳厘金，而从两淮来的盐，到达湖广边境之前已经在沿途省份课税了。

1868年9月，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，人走茶凉，他力推的淮盐西进后继乏力。第二年，已无掣肘的李鸿章趁机再次上奏，建议川盐、淮盐分享湖广市场，结果是川盐拥有这一市场的份额多达八成。

谁也没想到，盐都自贡第一次崛起的重大机遇，就在中兴名臣们“屁股决定脑袋”的明暗角力中得以幸运延续。这座奇异的川南名城近100多年来的精彩大戏，才刚刚开场。